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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吴某与余某确定同性伴侣关系多年，赴美登记结婚并接受胚胎移植后两人分别分娩一子一女。2019年11月，两人因关系破裂引发抚养权纠纷，吴某将余某诉至，希望获取孩子的抚养权。4月1，该法院已立案受理。
法院
已受理正在审理中
吴某告诉记者，她与余某2016年赴美国洛杉矶登记结婚并接受胚胎移植，，吴某的卵子胚胎培育没有成功，“我们都怀上了宝宝，两个宝宝的受精卵都是余某提供的。”2017年，两人在美国分别分娩一子一女（孩子均系美国国籍），美国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显示，余某是5月出生的男孩的母亲，吴某是6月出生的女孩的母亲。
↑吴某提供的出生证明
孩子出生后，两人携孩子回国共同生活。吴某称，2019年11月两人关系破裂后，她没有再见到两个孩子。她认为自己系女孩的生母，希望能获得女孩的抚养权，男孩虽与自己没有血缘上的关联，但在“精神”层面，“两个孩子没有什么差别，都是我的孩子”，希望法院判定像普通离婚夫妇一样，无论是否拥有抚养。
吴某的代理律师高明月认为，虽然这起抚养权纠纷案的当事双方是同性伴侣，且同性婚姻在中国尚未合法化，但希望法院不能脱离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现状以及监护（抚养、教育、保护）需求，以确保最大化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，对此案进行讨论。
根据吴某提供件通知书显示，吴某诉余某抚养纠纷一案，该法院已于4月1。红星新闻从该法院处获悉，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之中。
↑吴某提供的法院通知书
律师
我国法律对此缺乏相关规定
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余超律师认为，我国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中明确规定严格禁止代孕，借助国外合法代孕技术生育的孩子，其抚养权归属、婚生子认定等，我国法律对此缺乏相关规定。但是，不论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，都享有同等权利。
关于该案中同性伴侣子女的抚养权划分的问题。余超律师认为，司法实践中，法院一般根据“分娩说”来确定母子关系,”即“分娩者为母”，这种确认原则不仅符合我国传统的伦理及价值观念,而且也与我国目前对代孕行为的禁止立场相一致。因此,吴某应该算是女孩法律意义上的母亲，其对女孩主张抚养权很可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。当然，法院在益最大化原则，也就是说女孩由谁抚养更有利于女孩的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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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余超律师也认为，由于余某和吴某之间不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，同性同居关系亦不被我国法律认可，男孩与吴某亦没有血缘关系，男孩既不是吴某的婚生子女，亦不是非婚生子女，吴某对男孩主张探视权没有法律依据，若想探视，只能与余某协商，并取得余某同意。
专家
首先应解决法律适用性问题
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继同教授认为，目前我国发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《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》均是针对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的管理办法，对中国公民是否能到国外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目前没有法律规定。吴某和余某在国外登记结婚，两个孩子都属于美国国籍，但又在国内居住生活，参照我国在2010年通过的《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》，这个案例中吴某和余某均不属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的对象，关于两个外国国籍的孩子的抚养权纠纷，首先应解决法律适用性问题。
刘继同教授认为，吴某和余某在美国洛杉矶登记结婚，在美国洛杉矶同性婚姻合法的情况下，依照美国法律，两人还处于婚姻存续期间，两个孩子均为夫妻共有。“虽然我国法律不认可同性婚姻，但他们作为自然人都是独立的民事行为主体，同性伴侣的原理和国内普通男女婚姻是一致的。”他认为，依照我国现有的婚姻法的原则，孩子的抚养权为夫妻共有，不管两个孩子是否由吴某分娩的，吴某都拥有抚养和定期探望孩子的权利。
刘继同教授指出，现在迫切需要加强我国的社会立法，社会立法的核心就是社会福利立法，福利又包括医疗、教育、婚姻等。这个案子中，不仅吴某、余某均享有这种权利，其中还涉及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的问题，同性伴侣生育的孩子同样享有被抚养、教育等权利。（文中吴某、余某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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